摘自凤凰网

      据近期《生活新报》报道，近10年来，43岁的云南农民杜凤华对身边10余名外出打工人员的妻子为所欲为，在伙同其情妇苏红毒死苏的丈夫及儿子阴谋败露后，杜被苏的丈夫等人乱棒打死。4月17日，镇雄县人民法院公审打死杜凤华的犯罪嫌疑人。

报道甫出，议论如潮。熊培云先生发表评论文章指出，男人们背井离乡到城市里去讨生活，由于种种原因又不能让家眷随行，对留守妇女而言，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丈夫更像是被城市化抓走的壮丁。正是由于村中男人日渐稀少，才会让杜凤华这样的“西门庆”有机可乘，甚至近乎滑稽地成为救济当地妇女的“好男人”。和“留守妇女”相比，杜凤华倒更像是“留守西门庆”，他之所以能在村子里如鱼得水，显然不是因为他的品性，而是因为他是男性。而我认为，“留守妇女”悖逆道德而沉沦，究其根源，恐怕不只是性问题这一因素所能囊括。

我们从报道得知，杜凤华之所以选择当江湖郎中，是由于自己在三家寨周围几个村子“名声太烂了”，当地已无人将姑娘许给他做媳妇。他好吃懒做，“从小就喜欢欺负比他小的孩子，村里的人都嫌他惹是生非，大家都避而远之”。他穿上白大褂不久，比他大了四五岁的离异妇女刘花会闯进了他的生活，成了他的妻子。他对自己的妻子也不好，看不顺眼，还会“拳脚相向”。可见，此人是有严重品行问题的，地痞气息扑面而来。

一些女人因其堕落，也是事出有因的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在我看来，报道所叙是合乎人性的逻辑的。不妨引录如下:“近10年来，三家寨村的10余名不甘寂寞的家庭妇女，因身边暂时缺少自己的男人宽厚的肩膀来温暖她们，在经不住同村一位名叫杜凤华的男子无端纠缠后，相继倒进了他肮脏的怀中。刚刚失足的妇女们把自己与杜凤华之间的畸形感情纠葛，仅仅看作是‘吃亏上当’，然而，当她们久久等不到自己的丈夫归来时，她们逐步将杜凤华这名始终以蹂躏她们的肉体为目的的恶棍，看成了各自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。”

部分“留守妇女”的这一心路演变过程，是值得我们好好探察和分析的。首先，下水的女人是被卷入的，可谓恶棍纠缠在前，红杏出墙在后，女人们的道德自责是有的，感觉“吃亏上当”了。其次，下水的女人需要排遣“寂寞”，这种要求程度因人而异。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恶人杜凤华也成了她们的工具，所谓“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”云云是也。于此，人性深处的情欲冲动乃隐约可感。

试问，作为公民的留守妇女，其合情合理的性爱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？这是不容回避的。笔者认为，如果我们破除一些依附在不合理体制上的不当政策，给打工者创造人性化的条件，使其夫妻生活正常化一些，性出轨的乱象是会减少很多的。同时，也要看到，性爱乱象也是个人私德问题，因人而异。就说城里没有牛郎织女之困的家庭，性爱之乱象还少吗？当然，“篱笆扎得牢，野狗钻不进”，道德防线的功效也是不可小觑的。

我不相信禁欲主义这类匪夷所思的说教。人不是超凡脱俗的无欲之神，拒斥、鄙夷合理情欲的种种道德规劝，则往往是空洞而无力的。独裁专制的漫漫中华历史上，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的贞节牌坊与骄奢淫欲的三宫六院可谓交相辉映。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，如此等级森严、权利不公，似乎天经地义，且源远流长。

在当下的市场经济背景下，由于长期以来的“城乡分治”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特征并未消除，某些体制和政策屏障虽有所破除，但总体而论，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、利益调节和疏导机制、基本权利保障机制尚处于形成阶段，城乡居民在就业、教育、医疗、养老保险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仍然比较突出。市场培育了大量的富翁，也加剧了社会分化，贫困人口和弱势阶层不断涌现，引发了复杂的社会问题。上述所谓“留守妇女”问题，只是冰山一角而已。

解决农村精神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，要有理性的认知和直面真相的勇气。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，农民劳动已不再是集体性的活动，农民公共生活形式在不少地区遭到漠视甚或趋于瓦解，不少乡村精神生活枯燥单调，不少农村社会的凝聚力亦有所弱化。有的媒体将当前大量的乡村形容为“38、61、99部队”:男人长期外出打工，留在农村的是妇女、儿童和老人。这就产生了所谓“留守问题”，如:家里缺乏男劳力；家庭内部很多矛盾难以协调，甚或激化；留守孩子难教育、难管理等等。由此造成的农村人力资本存量的下降，可谓后患无穷。一些乡村赌博、迷信之风盛行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、滥建豪华坟墓等现象屡见不鲜。在1990年代后期，香港学者阮新邦、罗沛林等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白秀村调查，发现除了存在赌博风，还有“纵情色欲现象弥漫着整个珠江三角洲”。（肖唐镖《撩开面纱看乡村建设中的政府作为》，《博览群书》2005第10期，第25-34页）这种现象并非个别，至今屡见不鲜。农村的姐妹们在身体与灵魂上的极度矛盾与煎熬，不能不让人深感忧虑。

当年，梁漱溟先生强调，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坚持从倡导新礼俗入手建设乡村社会，这一见解至今还有借鉴价值。在新农村建设中，我们不能以发展经济为名，简单地、甚或亦步亦趋地追求市场化和工业化，而忽视其负面效应，放任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等劣性文化价值渗透或控制农村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。我们应大力传播现代文明成果，高度重视整合和弘扬农村优良的文化资源，不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。这是在实施“以工促农、以城带乡”战略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重大问题。